“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近日，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在谈到如何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时，提出了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

　　这个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路子时，提出了新的要求。超大城市既是发展增长极，也是风险集聚点。发展成绩好，并不等于风险治理好。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做好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全周期管理”。

　　不久前，习近平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超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各种要素密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快速流动，这既是巨大的城市竞争力优势，在危机状态下，又会变为突出劣势，风险会在一个高度密集的区域快速集聚、快速爆发与快速扩散。

　　思维：不治已乱治未乱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生命周期，人类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倾向于只问结果，不察原因；只重显态，不重隐态；只见一截，不见全龙；只保当下，不顾将来。同时，人类的思维模式，容易执着于当下，很难做到根据情势变化而灵活调整。

　　我们的管理思维需要克服人类的主观偏向，顺应客观规律，做到与事物的变化周期相一致，实现全周期的动态管理、闭环管理。

　　全周期管理思想可以在城乡治理的不同侧面得到应用，在权力运行上，有决策、实施、监督的周期；在工作推进上，有部署、贯彻、验收的周期；在项目运作上，有风险评估、运行监测、总结评价的周期等等。

　　超大城市的风险管理要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管理。全周期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到事前防范，做到源头治理、早期控制。不少政府部门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治已病而非治未病，治已乱而非治未乱，所以按下葫芦浮起瓢，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食用野生动物是风险的源头之一。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七点建议

　　源头治理的困难在于它是一种潜藏态与萌芽态的治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做到叶落知秋，防微杜渐是困难的，这不但考验治理能力，更考验治理智慧。

　　第一，从治理方向上，应主动消除治理隐患。超大城市治理不能只是热衷于显性的政绩，更要关注那些看不见的工作，定期对城市整体与各运行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识别治理隐患，主动疏导治理痛点，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的健康水平。

　　第二，从治理机制上，应提升全社会的德治、自治水平。我国传统治理的精髓在于德治为治道之本，治理本末次序是导之以德、饶之以财、约之以礼、齐之以政、裁之以法。这既是长治久安之道，也是治理成本最小化的系统化治理方式。现代的治理财靠市场、政有政策、法有法治，但如果德（德治）与礼（自治）成为治理短板，那会使很多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无法在微观层面就得到消解。

　　现代城市社会可以借鉴传统治理智慧，加强国民心理建设、国民素质教育、家庭建设、社区共同体建设、工作单元共同体建设、社会组织建设、虚拟空间共同体建设，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推行德治，打造有效自治空间。

　　第三，从治理主体上，应有双重的“免疫系统”。人体在应对病毒等外部风险时，如果所有威胁都等大脑中枢发出指令，人体一定无力对抗。社会风险控制也是如此，都由政府做出决策后再采取行动，政府会有注意力不足的问题。

　　社会的自发免疫系统，能够处理分散性信息，应对分散性危机，能够做出快速反应，进行自我适应式的调整。社会管理不能要求所有方面都整齐划一，而是也要有无序之序。对社会信息、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差异性，应抱有一定的理解和包容，以更好地保护社会的自发免疫功能。

　　第四、从治理资源上，应实现资源下沉，保证社会细胞单元的健康。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上面，基层治理资源严重不足，社区防控是这次疫情应对关键的一环，但是在武汉等地也暴露出社区治理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将机关干部下沉才缓解了这个问题。

　　在常态治理中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社区治理不但人员少，待遇低，平时主要精力都在应付上级交办的填表等行政性事务，使得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短板。

　　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少，中间层级太多，也是滋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土壤，甚至出现了“一人干活，九人监督”的怪事，基层工作人员既要干活，又要应付各种报表与检查。减少中间环节，将治理资源下沉到一线，有助于推动治理实现末梢治理、精细治理、高效治理。

　　第五， 从治理时机上，应及时调整，做到适应性治理。风险治理事中控制需要做到及早发现，及早应对，有效控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教训就在于没能做到早期的控制，而一旦重视起来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就凸显了出来，有效地实现了事中控制。

　　全周期治理需要根据情势变化的不同阶段，对策略做出适应性调整，例如我国根据疫情变化，适时提出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推进按照风险程度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第六，从治理循环上，加强事后反思与调整，实现风险管理闭环。全周期的风险治理要做到事后反思，每次出现问题都是国家发展与治理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是对于我们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与全方位诊断，每一次危机，我们都不能浪费，要推动全社会的反思，让那些打不垮我们的困难，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例如可以推进“革陋习、树新风”的社会运动，推动治理体系深度变革。

　　第七，从治理工具上，应强调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实现智能化治理。第四次工业革命本质是智能革命，它将形成社会性的智能体系，使得社会协作组织体系实现智能化。我们的动员组织体系如果不能和新技术条件配合，就难以进一步做到精准化、高效化，难以更有效应对高度复杂、多元、分散的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危机。

　　在超大城市可以加快以城市大脑为中枢，以各种平台企业为网络，以5G、数据存储设备、超级计算设施等为骨干，各种智能终端为节点的智慧城市建设，推动风险治理的智能化。（作者：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