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是涟水人。没有在涟水出生，也不是在涟水长大，是涟水人的后人。父亲母亲都是涟水人。从记事时起，就知道。我生活的那个地方人不讲涟水话，且是运河南岸人，淮阴的人叫运南。父母口语里讲东边西边叫“东界西界”，界不读jie，读gai。说我们不叫wo men，叫唔么，且把嘴抿起来从鼻子里发出声母然后发me。“唔么”就是我或我们的意思。至于其他不常用的方言很多，我也说不上来。真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啊。

我第一次去涟水，还不曾记事，虚三岁，实际应该两岁多点而已。爷爷去世，举家奔丧，从淮阴县的马头镇去往涟水县陈师公社。我是“孝孙”，估计走路都还踉跄，亦或大人搀着或者抱着。不得而知，没有询问过，就这点信息，也是道听途说。没有见过老爹。涟水人称呼爷爷叫爹，称呼父亲叫爷，叫唔爷。这里的爷读“mi”。

陈师官路口，我耳熟能详。老家在此，祖籍在此，当然铭记在心。

我喜爱官路口这个地名。老人说，这是出官的地方才叫官路口。中国传统的父母，希望儿女们成龙成凤，官运亨通。我们家送灶都是腊月二十三，不是腊月二十四。母亲说“官三民四”。后来也有人说叫“君三民四”，明朝朱为君。解放前，母亲跟着我父亲东奔西走闹革命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想的，想到父亲将来会做一个小官吗？母亲也说官路口是出官的地方。父亲说官路口之所以叫官路口，是洪武年间，淮阴水涝连连，水多则涝，水枯则旱。于是，草根皇帝朱元璋派解缙大学士来江淮查看灾情，解缙曾下榻在官路口。官路口本不叫官路口，只是陈师庵后面约里把路远的一个村庄，有一品大员下榻于此，并且是个满腹经纶的大学士。本地人以此为荣耀，从此以后，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官路口。无论他看的是水灾还是旱情，一品大员的威仪自然是不会少的。原来学而优则仕，书中的黄金屋就是这等荣华富贵，威风八面。从此，涟水官路口人更加崇尚读书。我们官路口人，家家以读书为荣。生活在官路口老家的各位堂兄弟们家家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我的小爷家大儿子的儿子，是以涟中状元考上哈工大的。在工科上面，当年的哈工大，是可以和清华媲美的。我每一次看到堂哥家墙上贴满的奖状都不由赞叹，家乡的孩子的学习风气甚浓。

其实家乡涟水人都爱读书。读书多，就会有别于人。很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有一股文人酸腐气，就是我熟悉的本地名士们，哪一个身上没有点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人纯朴善良，爱读书，不会勾心斗角，不善算计别人，也不太会逢迎别人。我有时会自虐地说，这就是傻。傻就傻吧，我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生活工作都不错。傻人有傻福，不是同样可以自娱自乐吗。涟水一直发展着，在朝前走。

读书都是家乡人期盼的。可是无书可读，那就是一种遗憾了。我二爷家的子女个个爱读书，文革时，二姐没能继续读书，高中毕业后只能去做了民办教师，三姐和二哥高中毕业，早期在家务农，后来政策宽松做了些生意。爱读书和不读书终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没有发大财，但生意做得都很好。算个“儒商”吧。

父亲参加革命以后一直是地方武装，打游击是主要任务。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对付日本鬼子。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和组织的成熟，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就要服务于前方主战场。闹革命，不容易。父亲跟我讲，有一次遭到了敌人的伏击，队伍打散了，敌人到处宣传消灭了父亲这支队伍。家里人都以为父亲牺牲了。战争打仗，听到了家人的死讯，必然是全家人的悲痛，何况父亲又是弟兄四人中的老大。那时候，父亲已经是有妻儿的人。父母健在，妻儿小。没有尸骨，家里也要安葬一下。家里的人搞了一个衣冠安葬仪式，用毛主席的话叫寄托我们的哀思吧。有一天，我的大哥在路边玩耍，听到玉米地里，大哥说的土话叫稖杆丛里传来喊他名字的声音。“龙生龙生”，大哥是龙年生的，所以名字就叫“龙生”。龙生大哥循声过去，一看，啊呀，这不是“唔弥”吗？！那时，敌人还在追捕我的父亲，父亲只是告诉龙生大哥，他没有死，然后就消失在玉米丛里了。这一段故事，是大哥快八十岁的时候对我讲的。所以，我至今都很遗憾，没有问过父亲在战争年代那些风风雨雨的事情，等到自己有心询问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多年。

父亲喜爱回顾战争年代的事情，尤其是老战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得热热闹闹，我只顾绕膝玩耍，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知道父亲早期革命的时候和李干成在一起，李干成这个名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和战友们聊天时经常提起，提起的都是如何打仗。父亲去世以后若干年，我见到一个和父亲关系很好的人。这个人是个老师，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也是战友。他说，李干成欠你父亲一件大褂子。解放前的服装，大褂子就是长衫，大概就是孔乙己身上穿的那种。有一回，奶奶给我父亲做了一件长衫，游击队员们聚在一起欣赏父亲的长衫，这时，李干成进了门里，一看见父亲穿的长衫就说，老朱，你这长衫太长了，给我穿看看。于是，就脱下来给他穿看看。父亲的个子小些，李干成的个子大，穿起来确实好。那时候的战友都是生死兄弟。李干成说，老朱，穿我身上比穿你身上合适多了。从此，这长衫就没有脱下来。这佳话，现在听起来都暖暖的。我愿意把这样的佳话收在我心里一辈子，他是涟水老革命里普通战友的真情谊。

知道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工作的内容，是一次父亲讲到他们这些人做人做事干干净净时说的。他说，他们那个时候收税，税票就是自己的油印机，钢板刻刻，印出来就去收税。收完的税都放在麻袋里，过一段时间就用小车推送到淮阴的局里。父亲说，没有一个人想过从麻袋里拿出一个银元。老革命的廉洁，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是淮涟工商所的所长。他的直接领导叫周伯萍。这是文革后期父亲跟我说的。七十年代时，父亲说周伯萍是住阿尔及利亚的大使。大使，在我们的心里是崇高而不可攀的人物。父亲的话，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相信的。父亲自豪，我们自然也自豪，父亲高兴我们也高兴。后来，我居然认识了周伯萍的儿媳妇甄小英，她曾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副院长。父亲说的，都是真的。古人写侠客小说，从来不写他们如何生活，都写他们行侠仗义的大事，所以诱导很多人想做浪漫的侠客。现在我才悟出来，革命还要有很多人做后勤工作，没有税收，没有地方的支持，军队的供给从何而来呢？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一针一线总得有出处。父亲这样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革命队伍里，是必不可少的。涟水这个革命老区，在革命中的贡献也就更显得功不可没。父亲和周伯萍前辈，这两位上下级式的战友，对于他们的后人对他们工作重要性有这样的理解，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

所谓的涟水情，也许是血缘，也许是对父亲和父辈的敬仰，也许是这么多年和涟水亲人相处的熏陶。父亲是我敬仰的人。对父亲的敬仰，也影响我对革命的坚定和对党的敬仰，也可以说对党的热爱让我更加敬仰父亲。父亲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党还在，涟水还在，一代一代的涟水人会把涟水建设下去，会把涟水人的儒雅传承下去。

我对涟水曾经名为安东很感兴趣，觉得安东比涟水更有味道，或者说更加远方和诗意。有人解释，20世纪早期改安东为涟水，是因为直隶省有安东县。以县为单位进行国家管理，县当然是不能重名的。取名涟水是因为境内有涟河。我孤陋寡闻，真不知道涟河在哪里。如果说涟水境内有大河的话，当属盐河。盐河很长，如果说盐河是河连着河的话，把涟水的这一段称为涟河也未尝不可。

涟水境内还有一条略大的河为废黄河，它是传统的排涝河，在我的印象中常常枯水，枯到人可以趟过去。后来，在废黄河上架了几道闸，水留住了，废黄河变废为宝不废了，灌溉了沿线数万亩良田。但废黄河贴近涟水的边缘，最起作用的当属盐河。东张河也好，西张河也好，盐河都是它的源头。

涟水传统缺水。淮水安了，但连水就旱了。河水流过，如果留不住，仅仅只是过客的话，再多的流水，也解决不了干旱。解放前就是这样。20世纪前半页，国家战乱频仍，哪能有人管干旱呢。传统的涟水，是个望天收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都是解放以后建设的。现在年年风调雨顺，主要的作用不是老天爷，而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了水利设施建设和河道的扩宽挖掘。我熟悉的涟水老县长孙步坦跟我说，涟水的农业好起来是从旱改水开始的。可是，如果没有水利建设，根本无从谈起旱改水。新旧面貌的改变，都是在解放以后。我们做爱党爱国教育，如果稍微懂点家乡面貌改变的历史，就会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喜爱水，古代的水路，就是经济发展的线路，就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站在盐河边上，看着流淌的河水。先人运盐，从海边到城市，也使涟水受益，只是，涟水是水路交通要道，而不是终点站。其实，需求就是终点，哪有不吃盐的地方呢。盐河水汤汤，穿越古涟水。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在它的上游王营的盐河里游泳。王营有客船码头，但是王营的船是从五河口转入运河的。盐河的商船是来往直达灌河的。盐河慢慢地流淌，进入灌河，直奔大海。这样一说，大海离我们很近。水，终究是要流入大海的。能知道这条河流向哪里，常常是我们对河流的探究。我们知道了，就不用探究它，而是看着它，流向远方，流向大海。用心去眺望，比眼睛看得更远，这不仅是眼睛的需要，更是心的向往。

小时候我生活在马头。马头，承接着淮河水，承接着洪泽湖。马头的出口就是五河口。盐河、废黄河是五河中的两条，它们都流入涟水款款向下。马头的水从身边流过，每天都流经涟水。有一种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感觉。看来，连水连着的不仅是水，它连着的是心，连着涟水后裔的心。

长大以后去官路口的次数多了起来。每次都是跟着父亲去。印象中，没有跟母亲来过。我们会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来。早年的时候，过了陈师再向北走不远就到了官路口，过了前村到了后村就到了我们的祖宅。其实已经没有祖宅了。父亲出去革命，家里的祖产分为四份，兄弟四人各有一份。父亲的房屋自然为在家的龙生大哥所居。三爷跟随我父亲革命，随军队打到南方去了，只有二爷和小爷在家乡的村庄住着。二爷一直是村支书。二爷小爷都很本分很忠厚，一看就是典型的庄稼人。二婶和小婶却很精明。

我们村庄绿树环绕，村前的池塘水清鱼动，每次回到老家，村里的人就拔菜洗肉，就在村前的池塘里洗。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和哥哥，姐姐回老家，虽然这些哥哥姐姐都不是在官路口出生成长，但每个人都牢固地认为这是老家，因为这里曾是父亲的家，是祖祖辈辈的家。侄儿还小，好奇地看着猪圈里的猪，问：这是什么动物。池塘里的蝌蚪是他最喜欢的了。

我们前后两庄基本都姓朱，虽然不叫朱庄。以前我也曾想过，为什么不叫朱庄。后来我知道，涟水姓朱的太多。我们姓朱的是有家谱的，叫紫阳堂。可以称为朱庄的地方太多了。

父亲因为是老革命，在老家备受尊重，同时他这一辈也是村里的长辈，而他又是老大，就更加地受到尊重。父亲每次回老家，都要东家走走，西家看看。父亲始终是老大的样子，亲切而无自傲，所谓敦厚的长者，当属父亲这样的。我达不到。

我的三爷，老家人也很喜爱。三爷跟队伍打过长江时已经是营长。我们对三爷印象深的时候正是文革，文革时期的军人是很受人尊重的。文革后期，三爷回老家一次，那时他在慈溪县做人民武装部的领导。他喜欢侃侃而谈，谈吐里夹着军人的豪气。他说，造反派到我人武部来闹事，我就把枪夹在胳肢窝里，我说，谁敢朝前一步我就打谁。真的把造反派吓住了，没有一个再敢到人武部来。

老家出来的人里还有一个大叔。我们老家对比父亲大的人尊称为爷，对比父亲小的尊称为叔。大叔是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司法部，他不想在北京工作要求回家，就回到了涟水的公安局。五十年代这么一个大学生少之又少，上面觉得一个人才不能浪费在基层，于是很快就调他到地区中级法院做法官。

从村里走出去的人很多。我的父辈，我同辈以及我的晚辈。我的同辈走出村但走得多不远。因为我们那一辈，都被计划在土地上，能够脱离计划的束缚，少之又少。现在的孩子们读了书，成为材，全国各地的到处飞。我上面说到的那个哈工大毕业的晚辈早就在上海成家立业，在那个大都市里做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土包子，因为他们有丰富的文化知识。

新一辈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我虽然在本地的城里混的也还可以，但没有一个孩子因为工作找我，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这里还是落后的，我们这个小城包容不了他们。老人告诉我，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地离开家乡。可这样的观点，永远压不住年轻人的闯劲和勇气。现在回到老家，同辈的人有一些在老家里，但还有一些已经跟他们的孩子定居他乡。晚一辈的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只有春节的时候，他们拖家带口，从另一个家回到他们的老家。也算其乐融融。可是春节一过，每一排村庄的前面，只有晒太阳的老人。

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村里的土地都已承包给了种粮大户，若干年以后，老人们都不在了，孩子们还会回来吗？回来就是为了看看这些陈旧的老房子？不知道。大概，回来是回来的人，就如同我一样，我的同辈一定有不回来的。人心只能放在自己这辈子里，替古人操心和为过世后的世界担忧，都是瞎掰。人，不要无缘无故地杞人忧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就业结构的改变，大量的人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而聚集在城里，这是个趋势，家乡、大家都会认可的，但是家，却再也回不到农村，就如同我们。昔日农村的家慢慢地变成未来农村的家，未来农村的家肯定更好更美丽更令离开家乡的人想念！